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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强调知和行是不可分割的,真正的知识必须通过实践来验证和体现。这一理念对后世影响深远,成为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命题。
其最大成就就是其心学思想的创立和推广,不仅在中国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东亚文化圈的政治、教育、伦理等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
前言
王守仁(1472年10月31日—1529年1月9日),字伯安。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今属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
王阳明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
他的人生充满波折,龙场悟道后,他创立了影响深远的心学思想体系。王阳明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独特,堪称“三不朽”的大成就者,集“立德”“立功”“立言”于一身,历史上少有人能与之相比。
王阳明提出“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即格物之功应在身心上下功夫。他的核心观点是“心即是理”,强调成为圣人或英雄不必向外寻求,圣人之道就藏在每个人的内心。
不断向外求理、求标准是错误的,真正的道理源自自我内心的觉悟,这是王阳明心学的精髓。
关于传习录
“传习录”中的“传习”二字,源自《论语·学而》,其中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这里的“传”指老师向学生传授知识,而“习”不仅仅是学习和温习,更重要的是践行。因此,《传习录》不仅教导我们如何学习,还强调将学习付诸实践,成为更有修为的人。
这本书记录了王阳明与学生、朋友们的对话,就像《论语》一样,学生提问,王阳明作答,此外还收录了一些书信,内容丰富。《传习录》分为上、中、下三卷。
1512年,41岁的王阳明与弟子徐爱同行南下,途中与世俗隔绝,获得前所未有的宁静。他在旅程中为徐爱讲解了一个多月,徐爱将这些内容记录整理,形成了《传习录》。到1518年,47岁的王阳明另一位弟子薛侃将这些语录刊印成《传习录》上卷。
中卷于1524年,由弟子南大吉将王阳明的部分书信整理刊行。而下卷则是在王阳明去世后,由学生钱德洪等人编纂,将诸多记录汇集成册。整本《传习录》反映了王阳明及其弟子们不断学习、精进的历程。
传习录的核心内容
《传习录》核心在于两个重要问题:独立精神和坦荡的幸福感。
王阳明认为,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无法兼得这两者,甚至可能全无。他指出,若内心总被外物牵动,难免会疲惫不堪。
因此,态度决定世界,这是《传习录》中的重要观点之一。
王阳明的心学并不玄虚,重视的是“功夫”,即修行的实践。真正的“功夫”必须落实到行动中,不是空谈。只有在实践中应用,才算是真正掌握,空谈则是纸上谈兵。因此,心学的学习者往往成为实干家,像曾国藩、稻盛和夫等人,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传奇。
有人问,心学是否类似成功学?
答案是否定的。心学并不保证成功,也不是神学,不能带来保佑。心学的现实意义在于,它是一个支点。在现代快节奏、不可预测的生活中,心学教人发现内心的良知才是自己的灯塔,不受外界环境轻易影响。懂得心学的人,不再焦虑,能在波澜中从容不迫,走向真正的自在和快乐。
“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
王阳明提出的观点非常开创性,因为在他少年时期,官方主流学说是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的核心是“天理”,由北宋的程颐、程颢和南宋的朱熹提出。朱熹认为天理是客观存在的规则,人生的任务就是通过“格物穷理”去领悟天理,即通过观察事物来推究道理,并克制欲望,遵守天理,从而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概括为“存天理,灭人欲”。
少年时期的王阳明也学习朱熹的理论,然而与同学们满足于应付考试不同,他渴望真正理解圣人学说。为此,他决定实践“格物穷理”,选择了一棵竹子作为研究对象。他连续七天观察竹子,试图发现其中的天理,但最后不仅一无所获,还因劳累大病一场。
这次经历让他意识到,单靠格物并不能穷尽天理。他感叹道:“圣贤是做不得的”,如果每件事物都要格到极致,何时才能格完、穷尽道理呢?
这段经历促使王阳明对朱熹的“格物穷理”提出质疑,也成为他后来心学思想的重要起点。
龙场悟道
多年后,在龙场那片蛮荒之地,王阳明悟道之后,他对“格物”有了新的理解,并推翻了朱熹的理论。在王阳明看来,格物不再是穷究事物原理的过程,而是一种“身心修行”的功夫。
格物的真正含义是去除心中不正之处,恢复心的本体之正。
他认为,每个人的心本来具有爱和善的能力,格物就是清除那些覆盖在心上的污垢和遮蔽,使心恢复其原有的善性。举例来说,当看到孩子掉进井里,我们自然会想救他;见父母时,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孝顺;对朋友和兄弟,我们会表现出友爱和亲近。这些反应体现了一个未被私欲污染的心。
然而,人在社会中久而久之,私欲往往会遮蔽心灵,使其偏离爱的本质。私欲表现为对他人或事物的自私动机,例如看到别人孩子掉井里时只想着自己是否会因此得到好处,或者在孝顺父母时只关心回报。这样的心思不仅不具备爱,也失去了心的本体功能,像被挖去了根的树木,无法成长和开花结果。
因此,王阳明所说的格物,其实是“格心之非”,即清除心中的尘埃,使心恢复其爱的能力。
心即理
王阳明对“格物”的理解与朱熹大相径庭。在他看来,“天理”的概念也需要改变。
他认为“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就是明明德”。在这里,“明德”指的是心之本体,是我们天生就拥有的、纯洁无瑕的内心。“明明德”则是将这颗心擦亮,保持其不被外界污染的状态。这颗纯净的心,就是符合天理的。
圣人不在于制定规则,而在于让人们拥有一颗自然行善的心。若一个人的心能保持纯净,那么自然会孝顺父母、忠于君主、友爱朋友,社会也会因此变得安定。这就是王阳明所说的“心即理”。他认为格物、穷理实际上是对天理的追求,并非外在的规则,而是时刻保持内心的纯净。
王阳明的这一观点非常大胆,因为之前的程朱理学中,天理常被具体化为一套严苛的规则。程朱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将人们的情感需求归结为应被抑制的私欲,导致了许多苛刻的社会规范。比如,贞节牌坊和对寡妇改嫁的禁令等,都是对这种极端理学的产物。
王阳明看穿了这些规则的僵化,认为真正的圣人之道在于每个人的内心。他指出,如果心中充满私欲,任何外在的规则都只会成为对个人的束缚,而不会真正反映天理。
当弟子徐爱询问是否还需要学习外在的规矩时,王阳明回答:“如果你修好了一颗纯乎天理的心,这颗心用在事父上就是孝,用在事君上就是忠,用在交友上就是信,用在治民上就是仁。”他解释说,外在的礼节和规矩应从内心的纯良出发,而非外在的强制要求。真正的孝顺和礼节来自于内心的关怀和爱,而非因为有规则约束或是为了表演。
王阳明的核心观点在于从心上讲究礼节,而不是仅仅依赖外在规则。他强调,心的纯净和良善是最重要的,外在的行为应自然地流露出来,而不是被规定或强迫的结果。换句话说,心学的重点在于自律,而非他律,即通过内心的修养,才能自然而然地做到应有的礼节和规范。
致良知
心学更加注重的是对自身骨髓深处的修炼,而不是提供一套现成的规律或方法。它的核心在于:当你的心正了,你自然不会走歪。在王阳明看来,仅仅遵守规则的心灵是缺乏活力的,而真正充满爱的心才会不断迸发出能量。
你可能会问:“如何修炼心学的功夫?”,所有的知识学习和实践,都是为了擦亮内心。那是否有具体的方法呢?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概念——良知。
良知是一切功夫的核心,是目的。
其他的博学广闻和高强技艺,都是手段和方法。王阳明把良知比作饮食:我们吃东西是为了滋养身体,而吃了后必须消化,否则这些食物就会变成病源。
现在有些家长给孩子报十几个班,什么都学,但学过的知识如果不能消化,就像吃了东西却无法吸收一样。这种盲目追求外物,不仅不能培养学习兴趣,反而对身心有害。
所有的学习,都是为了修心服务的。
一个人应专注于内心的修炼,这被称为“主一”。专心做自己该做的事,才能不被外境所影响,不被欲望所遮蔽。如果不能做到主一,内心就会被外界的声音、要求和诱惑所干扰,进而导致焦虑和不安。
王阳明有许多出色的弟子,其中《明史·王守仁传》中仅记录了一位,便是王阳明的学生冀元亨。冀元亨在宁王准备造反时,被邀请加入叛乱。冀元亨装作糊涂,不予回应,宁王以为他愚钝,将他放走。冀元亨回到后,将礼物交给官府,并告诉王阳明宁王必反。果然,宁王造反后,王阳明平定了叛乱,却有人指控他与宁王有勾结,为了坐实此事,冀元亨被抓进监狱,遭受酷刑却不言不语,始终保持平静,不出卖自己的老师。冀元亨夫妇在监狱中也保持镇定,李氏说:“吾夫尊师乐善,岂他虑哉。”她相信丈夫的良知是纯净的,因此不惧怕困境。
这种不被外境所扰、内心安宁的力量,正是心学的核心。冀元亨夫妇就是主一的典范,他们在逆境中展现了真正的心学精神。
立志
现代人要学习心学,首先要立志。王阳明认为,立志是一切功夫的起点。如果没有正确的目标,就无法成就任何事。
《论语》中,有一天孔子与他的弟子们一起讨论各自的志向。
孔子询问道:“你们的志向是什么呢?”
子路第一个站出来回答:“让我治理一个国家,虽夹在大国之间,外有侵扰,内有饥荒,我将用三年的时间,让所有人都勇敢善战,并懂得做人之道。”子路的志向显然很宏大,这也很符合他正直且勇敢的性格。
孔子听后只是笑了笑,并没有发表意见。接着孔子问冉有:“那你的志向是什么呢?”
冉有的回答比子路要谦虚一些:“给我一个小国家,我将在三年内使它富足起来。”孔子听后也没有作出评价。
孔子再问公西赤:“你的志向呢?”
公西赤比冉有更为谦逊,他说:“我愿意做一个小小的司仪,主持一些祭祀和外交活动。”孔子依旧没有表态。
最后,孔子转向曾点,问道:“你来说说你的志向。”
此时,曾点正在弹奏瑟,这是一种古老的乐器。孔子问他时,曾点并没有立即停止弹奏,而是慢慢地将曲子弹完,才不紧不慢地放下瑟,回答说:
“我与三位的想法不同。我希望在春天的三月,衣服做得完美后,与五六个年轻人和六七个童子一起,到水边沐浴,然后穿着干净的衣服,唱着歌回家。”
孔子听后深深叹了口气,表示自己与曾点的志向相同,也认同曾点的观点。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子路、冉有、公西赤的志向,无论大小,都是有利于国家的实用目标,而曾点的志向看似平淡无奇,竟是与孔子的志向一致。为何孔子会赞同曾点呢?王阳明的学生也对这一点感到疑惑,并向王阳明请教。
王阳明解释说,子路他们的志向,就像器皿一样,有其工具性和实用性。目标越具体,往往越有限制;做了这个,可能就无法做那个。因此,子路他们的志向,虽然宏大,却是为了外物而设,和自身的心性修行关系不大。
曾点的志向则不同,他追求的是内心的圆满和自足。他希望过一种诗意的生活,与万物、春天和谐共处。王阳明称这种志向为“君子不器”,即真正的君子不拘泥于外在的工具和目标,而是追求内心的完善和自我实现。
王阳明认为,一个人的心若有一丝尘埃或私欲,就无法拥有真正的诗意人生。立下的志向应该是内心的修行,做到心无尘埃,方能在生活中做到无往不胜。
觉知善恶
那么,良知究竟是什么呢?
良知就是对善与恶的觉知。简单来说,良知就是你内心对善恶的明晰理解。良知即天理,它是你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能力。一个有良知的人,正是因为能区分善恶。
那么,什么是“致良知”呢?“致”这个动词指的是去感化、擦亮人心,显现出它的本来面貌。这就是“知善、知恶”。
有人可能会觉得这过于理想化,做不到该怎么办?王阳明的态度很明确:他并不主张强行致良知。如果做不到,就承认自己做不到,但也不能放任自流。
他说:“今日良知见在如此,便依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若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意思是说,就像一棵树,今天你只是一个小苗,那就是你目前的良知。你只需用水去浇灌它,等到明天它长大一点,再加水。这样,日日精进。如果在它是小苗时,就一次性浇下大量水,那反而会把它浇死。因此,良知的扩展是不断的,认识的提升也是渐进的。
勿忘勿助
该浇多少水,就浇多少水,不故意做好事,也不故意做坏事。老老实实按照良知的指引去做,这就是致良知的关键所在,叫作“勿忘勿助”。
可能会有人问:“我当然不能故意做坏事,但怎么叫故意做好事呢?难道做好事不是做得越多越好吗?”比如,你看到一位老人站在寒风中卖糖葫芦,觉得非常心疼,于是决定帮助他。你走过去把他的糖葫芦全买下了。你觉得自己今天做了一件大善事,特别伟大、崇高,甚至照镜子时都觉得自己更漂亮了。
但问题是,你买的糖葫芦可能吃不完,最后可能就浪费了。即便如此,你依然觉得没关系,因为你认为这是一种善行。你以为这能让你在未来记住某年某月的某一天,你做了一件善事。那么,这种行为真的符合致良知吗?
用心学的角度来看,这显然不是。真正符合良知的做法是:你想要帮助这个人,就买你能吃完的糖葫芦;你起了小小的同情心,就做一个小小的善举。不要过分拔高它,也不要自我感动。你现在一时冲动地把糖葫芦全买了,这实际上是对良知的拔苗助长。虽然你的善意并没有大到极致,但你却被自己感动了,这种善意最后变成了自私自利的表现。你会沉醉于自己的施舍,对他人的帮助变成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优越感。
你甚至会期待对方回报你的帮助,或者在心里抱怨他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感激。结果,如果他没有按照你的期望表现出来,你就会生气。这种行为就叫作“忘”。做不到或者做得不够好,都是偏离了良知的表现。
所以,心学说的“勿忘勿助”,就是不要偏离,不要压抑自己,也不要刻意拔高。老老实实地做事,遵从内心的指引,但实际上,这并不容易,因为有时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诚实。
那么,在平常的生活中,我们应该如何修炼心性呢?答案是:心学的修行就在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包括每一个让你愤怒、焦虑、嫉妒或者不安的时刻。这些都是修行的机会。
知行合一
最后,修行的核心在于知行合一,这是心学的第三大观点。许多人认为,知行合一指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但其实它强调的是感知与反应的统一。
“现在的人都知道应该孝敬父母,应该与兄弟友爱,但往往做不到,这是否说明知与行本质上是两回事?”,我们常常知道许多道理,却无法将其付诸实践。
王阳明对此有明确的看法。他认为,“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换言之,如果一个人真的了解什么是善,他自然会去做。如果没有行动,王阳明认为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对这些道理并未真正认同,也没有用心去体悟。
真正的“知行合一”是内心感知和外在反应的高度一致。就像《大学》中提到的,“好好色,恶恶臭。”好色和恶臭虽然字面相同,但意义却不同。真正的知行合一意味着,当你对美好的事物有真实的感受时,你会自然地喜欢;当你闻到恶臭时,你会自然地感到厌恶。一个人的感知与反应是瞬间生成且高度一致的,才是真正的知行合一。
如果你没有付诸行动,那说明你内心还没有真正的认知。知行就像阴阳,是一体两面的,不可分开。未行动的知,不是真知。只有当你真正心悦诚服,才能达到知行合一。
心学讲究的知行合一,就是要把天理落实到你的意念、思维、语言和行为上,做到表里如一、言行一致。有学生曾问王阳明,静时感觉自己心存天理,但一遇到事情就乱了,怎么办?这正是我们常常面临的困境——明明心里有了想法,但实际行动中却难以做到。
王阳明回答说,人必须在实际事务中磨练自己,才能够在静与动之间保持稳定。仅在安静的状态下修炼,遇到事情时会显得无所适从。只有在实际的事务中历练,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稳定自如。
知行合一的困难
知行合一的难点在于它的“高成本”。
这里的“高成本”指的是实现知行合一、践行良知需要付出的巨大努力和代价。做到真正的良心事、致良知,不仅仅是了解道理或有良好的意图,更需要在行动中付出实际的代价。
具体来说,高成本体现在几个方面:
- 自我约束:按照良知办事需要克服自身的欲望和短期的诱惑。例如,为了坚持诚实和正直,可能需要放弃一些眼前的利益或舒适。
- 勇气与决心:面临社会压力或个人困难时,按照良知行事可能需要更多的勇气和决心。这种勇气不仅仅是面对外在挑战,还包括内心的冲突和不安。
- 长远的坚持:坚持良知需要时间和持续的努力。这个过程可能伴随挫折和反复,需要长期的自我修炼和反思。
孔子曾提出“德之贼”的概念,指那些表面上看似善良,但实际上行为却软弱的人。他们缺乏真正的道德力量和决心,只是在道德的表面做作。孔子认为,这样的人并不能真正做到善行,因为他们的善良缺乏实际的力量和行动的支持。
“德之贼”的特点包括:
- 缺乏行动力:他们可能知道什么是对的,但在面对实际情况时往往选择妥协或回避。
- 表里不一:他们在言辞上表现出善良,但在行动中却没有真正地践行这些道德标准。
王阳明提倡用善意和爱对待所有人,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成为一个“无用的好人”。所谓“无用的好人”是指那些虽然心地善良,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没有真正的能力和效果。心学认为,真正的良知能够使人超越单纯的强硬或软弱,使人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不受情绪和不良心态的干扰。
心学的目标是避免成为这样的“德之贼”。王阳明的心学强调,真正的善良不仅要有良好的意图,更需要在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善良不是空洞的概念,而是需要实际的行动和努力来支撑。
学心学的意义
学习心学的目的不是为了追求世俗的成功,而是为了获得真正的快乐和自由。这种快乐不是来源于物质和感官的享受,而是内心的安宁带来的轻松感。王阳明的心学最终追求的目标是“大快活”和“大自在”。
《论语》中提到,不仁者无法长久地在贫困或富贵的环境中安稳,因为他们内心的不安使得他们无论身处何境都感到焦虑,即“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中描述的拉斯科尔尼科夫,即使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他的内心罪孽感仍然使他无法安宁。
以上都表明,违背良知的人无法获得真正的快乐。
王阳明的心学告诉我们,快乐的本质在于内心的安宁,而不是外在的满足。颜回之所以快乐,是因为他的内心没有负担,即使处于贫贱的境地也能感到安宁。相比之下,小人虽然满足欲望,但内心的负担却使他们无法长久快乐。
王阳明的一生,体现了追求内心光明的过程。他不仅在政治和军事上取得了辉煌成就,更将讲学视为自己最重要的事业。他的教法富有诗意,注重改变学生的性情和气质。他曾在月色下与学生欢歌饮酒,展现了他“常快活”的人生观。
万里中秋月正晴,四山云霭忽然生。须臾浊雾随风散,依旧青天此月明。肯信良知原不昧,从他外物岂能撄。老夫今夜狂歌发,化作钧天满太清。王守仁 —《月夜二首》
这首诗表达了他对心学的理解——良知如明月,外物的遮蔽无法影响月亮的光明。这正是心学的最终境界:内心光明,自在快乐。
最后
我们深入探讨了王阳明心学中的核心理念,特别是“知行合一”和真正的快乐。心学不仅仅关注理论的修习,更强调将内心的感知与行动完全统一,实现内在的安宁与自我认知。真正的快乐源于内心的平和,而非外在的物质享受。王阳明通过自己的实践,展示了如何在任何境遇中保持内心的光明与宁静,从而实现“大快活”和“大自在”。
希望大家通过对心学的学习,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中找到真正的快乐与自由。让我们在繁忙的生活中,保持内心的宁静与清明,追求更高层次的幸福与成长。
感谢大家的阅读与支持,愿你们在探索和实践心学的过程中,收获内心的光明与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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