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禁书有哪些可怕之处？为什么普通人永远不要阅读？

33两白银

在清朝，有一个专门的部门，全年只做一件事——计算普通家庭一年需要赚多少银子才能维持基本的温饱。最终答案是：33两白银，这是一个家庭维持生计的最低要求。然而，按照清廷的规定，一个家庭每年的固定开支却需要36两白银，也就是说，始终会有3两的缺口，俗称“欠3两”。

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因为这种安排使得老百姓更容易被控制。欠下的这3两白银，按照当时的物价，可以购买约100斤粮食。少了这100斤粮食，意味着锅里永远缺少一顿饱饭，百姓就不得不每天为生计奔波，如同永动机一般，疲于劳作。结果是，他们虽然不会饿死，但也永远无法富裕，只能在贫穷、麻木、短视和惶恐不安中度日。

清朝统治者正是通过这种“欠3两”的策略，让百姓始终处于贫困与劳累的状态，从而维持了近300年的统治。这种驭民之术，正如《商君书》所提到的“贫民”与“疲民”，通过让百姓贫穷和劳累，使他们无力反抗，最终实现长期的统治稳定。正因此驭民之术的存在，清朝才能统治了近300年，并将完美的华夏版图留给了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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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外话，其实“33两”这个金额本身存在不少漏洞。比如，年年欠3两，债务会越滚越多，这显然不合理；再者，百姓被分为士农工商等不同阶层，上层的士绅拥有土地和资产，不会陷入这种债务困境，而底层的贫民根本赚不到33两，根本无法承担这么高的支出。

因此，银两的具体数值并不是关键，重要的是揭示封建社会背后不同阶级之间的对立关系。这才是值得关注的根本问题。

类似的现象放到现代社会依然存在。

比如在某些一线城市，深夜1点你还能叫到外卖，有人愿意送到你家。而在欧洲或日本，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人愿意在这个时间段工作。换句话说，能够在深夜享受到这种便利服务的背后，是因为服务提供者的贫穷，他们不得不通过不断工作来谋生。

这揭示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富人真正的资产不是金钱，而是穷人。

穷人，才是富人最大的财富来源。因此，富人维持高品质生活，享受顶级服务，关键并不是赚多少钱，而是确保有足够多的穷人存在。

通过使百姓贫穷和劳累，从而让百姓不敢有非分之想，从而实现长久稳定的统治。这不正是《商君书》里所说的驭民五术之二，贫民和疲民吗？

因此，这篇文章，我们来简单聊聊这本所谓的天下第一禁书，《商君书》。

《商君书》的核心思想

商鞅（前390年—前338年），又称卫鞅或公孙鞅，是战国中期卫国人，公元前4世纪的重要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是法家代表人物之一，师从李悝。

在公元前359年，秦国是战国七雄中的弱国。商鞅通过变法，短短十几年间将秦国由一个弱国，真正改造成富裕强大之国，为秦国将来统一六国，建立一统天下的秦朝，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但随之而来的就是变法的后遗症，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秦惠王登基。因为商鞅的变法得罪了太多的贵族势力，所以秦惠王登基之后，秦国贵族在商鞅身上罗织了一系列罪名，最后他得了一个车裂的下场。而《商君书》就是商鞅及其后世根据商鞅变法得出来的经典。

历朝历代对于商鞅进行的富国强兵的变法都有极高的评价，而中国自秦之后几千年的历史，都与《商君书》基本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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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对秦国改革、商鞅变法感兴趣的话，推荐一部历史剧《大秦帝国之裂变 》。我真是爱惨了剧里的商鞅。

想了解商鞅、要了解中国人2000多年苦难的根源，《商君书》是必读之物。在历史中，《商君书》被称为天下第一禁书，严禁在民间流传，但在封建帝王手里，它是被反复学习的珍贵资料。

在一般人看来，帝王与人民应该是相互依存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帝王关心人民，而人民支持帝王。然而《商君书》却持不同观点，认为帝王与人民存在相互对立的关系，统治者首要学会的是如何掌控人民。

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改革，强化国家的中央集权，提升国家的军事实力和社会生产力，从而增强秦国的综合国力，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这一变法不仅是为了应对当时战国时期的激烈竞争，更是为了让国家能够在众多强国中脱颖而出，最终实现强盛。商鞅变法的具体目标包括：

中央集权：削弱贵族的权力，增强中央政府的控制力，通过改革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等手段，集中更多的资源于中央，以保证国家的有效运作。

法治社会：强化法治，推行严苛的法律制度，建立起一套统一、严格的法律体系，以此约束人民和贵族的行为，确保社会秩序的稳定。只有让人们服从法律，国家才能更好地掌控，从而防止人们形成强大的力量反抗国家和统治者。

经济改革：推动农业生产，改进税收制度，加强对农民的管理，通过土地制度改革使土地流转和税收体系更加高效，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军事改革：通过对兵役制度的改革，实施“连坐法”和“军功制”，激励军人和百姓积极参军，提升国家的军事力量。

社会动员：通过推广“户籍制度”和奖励军功等措施，激发民众的积极性和忠诚度，从而为国家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和士兵。

国与民

民弱国强，民强国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我们首先是民，其次是人。“民”字的本意是“努力、无瞳的瞎子”，可以参考甲骨文中的解读：

甲骨文在眼睛下面加 "十 "， "十 "是 "又 "的变形，表示抓握。造字本义：手持利器刺瞎战俘眼睛，使其无力逃跑，成为顺从的奴隶。

金文 "民 "、基本承续甲骨文字形，同时省去了甲骨文中的瞳孔，强调 "民 "是无瞳的瞎子。

篆文将金文的 "目 "改写， "目 "形难辨。隶书进一步变形：当 "民 "的 "奴隶 "本义消失后，篆文再加 "亡 "另造 "氓 "* 代替。《説文解字》：民，眾萌也。从古文之象。凡民之屬皆从民。(众氓。字形承袭古文的形象。所有与民相关的字，都采用 "民 "作边旁)。

由字义，其实我们就能联想到封建制度下的人民是什么样的处境。

商鞅主张，任何国家要强大，首先必须控制人民。他认为国家与人民是相互对立的，国家越强大，人民就越弱小，反之亦然。因此，国家要实现强大，必须让人民变得弱小。

要让百姓安顺，让他们变得弱小，仅仅通过制定法规愚弄他们是不够的。因为人性本贪婪，当君主无法满足百姓的欲望时，这种贪婪就会爆发。因此，国家将面临无法阻止的灾难。

更好的做法就是重刑轻赏，治理国家不像是治理公司一样，虽然都是与人相关的，但是归根结底，他们的性质不同。奖赏变少了，民众就会拼命争夺，当他们的精力都放在为数不多的奖赏上时，统治阶层自然就高高在上了。

因此，因此主张重刑轻赏，并以武力来维持统治。他提倡以恶治善，而不是以善治恶，主张强调军事力量和法律的运用。如果统治者变得善良，那么百姓就会变得邪恶，若统治者就变得邪恶，那么百姓就会变得善良。

古代王朝之中向来都是奸臣多，忠臣少，奸臣的权力大，忠臣的权力小，通过奸臣滥权，来压迫民，这就是封建王朝的治国之法。百姓越弱，国家越强，百姓越强，国家就越弱。所以治理国家真正的手段就只有一条，弱民。要想办法让百姓越来越弱。

州牧与绵羊

讲个故事：在一个羊群中有两只羊经济学家，它们在预测今天中午吃什么。

羊大说，他从宏观经济认为，羊群会被带到广阔的草场，因为那里活动空间大，更有利于羊群幸福度的提升。

羊二说，他从微观经济认为，羊群会被留在温暖的羊圈里吃鲸饲料，这样营养更均衡，有利于小羊的发育。

结果他们被带到的是屠宰场。

这两只羊的逻辑都没有问题，让他们做出错误判断的原因是他们没有正确认识羊群和管理者的关系。两只羊认为他们和管理者之间应该是羊和领头羊的关系，而实际上双方是羊和牧羊人的关系（古代一州之长的官职，曾就被称为州牧）。前者相互依存，领头羊会为羊群的生存和幸福度负责，因为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员；后者则是单方面的向上供养，牧羊人只对自己的收益负责。

如果牧羊人急用钱，或者今年羊肉价格大涨，他会毫不犹豫的把所有羊都宰了，大不了来年再养一批。在牧羊人，也就是封建帝王的眼中，急用钱的地方可太多了，开疆拓土急、平定内乱急、大型工程急，自己贪图享乐更急，对于封建上位者来说，底层是否疾苦根本完全不在决策的考虑范围内。

驭民五术

围绕着“民弱则国强”的中心思想，为了秦朝的强大，要如何才能打压百姓呢？臭名昭著的“驭民五术”就此诞生，被记录在这本书内，这五术分别是愚、弱、贫、疲、辱。

愚的目的是让人们成为愚昧无知、没有独立人格且只会工作的生产机器。

《商君书》认为人的功能要统一到两件事情上来，和平时期，努力种田劳作，为朝廷创造财富，战争时期。竭力杀敌，保卫君上。除此之外的一切行为都是多余的，读书尤其多余，知道了太多不该知道的，就会去做一些不该做的，那就先把一批经典书籍给禁了。

商鞅把最早的教科书《礼》、《乐》、《诗》、《书》列为六“虱”之首，定性为“亡国之俗”。只要人们没书看，就不会胡思乱想，便会安心务农。同时他还提出禁止儒生、士卿和大夫游学授业，尽最大可能闭塞人们获得知识和信息的途径。

弱指的是从客观条件上让人没有反抗和威胁能力，因为绝对的暴力带来绝对的服从。

受制于科技水平，朝廷的武力上限无法提高，那只有把普通人的武力下限降敌。所以除了农具之外，百姓是被严格限制拥有铁器和铜器的。那句著名的”收天下之兵，铸以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把具体做法概括的很清楚。

在生存最低下限之外，掠夺人手里的一切剩余财富，所谓饱暖私淫欲，普通人衣食无忧，不但会失去奋斗的动力，还可能滋生邪恶的想法。

秦建立了严苛繁杂的赋税制度，光田租和口赋两项加起来就要占一年收成的2/3。并且根据汉书记载，秦朝时期，不论你实际拥有土地多少，一律按照朝廷认为每人应有的土地亩数征收。即便你可能因为天灾人祸导致手里的地已经没了，但你该上交的粮食一斤也不能少。

除了相对固定的田租和口赋外，还有杂赋这种纯看心情的临时征派。比如今年风调雨顺，收成不错，那你要多交一份，感谢皇恩浩荡，如果今年有旱涝并黄这些自然灾害，那你也要多交一份，好让朝廷修河开渠，亡羊补牢。

总之，我想收就收，你不要问为什么，“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一直到榨干你最后一口余粮为止。我认为和物质上的贫困一样可怕的，还有精神上的贫瘠，因为已经被”愚“过了，所以不会发觉贫有什么问题，只要有一口气在，就不会做出任何的改变，世世代代按照既定路线浑浑噩噩的走完一生，这才真正让人绝望。

用繁重的徭役榨干人的体力和精力，秦在一统天下之后，短短十几年间，完成了多项浩大的工程，动用的人力相当可观。据记载，修长城征用人数40万，筑阿房宫、骊山宫70余万人，通“直道”、“驰道”、水路等调用上万人是家常便饭。

徭役没有任何的报酬，甚至自备粮食、工具，并且被征用的人多为青壮年，这些家庭主要劳动力放着好好的田地不耕种，而是要外出数年白白打工。运气好的留下一身伤病，运气不好的早早丢掉小命。

孟姜女哭长城讲的就是这么一出悲剧。虽说是民间故事，但能长久流传并引起广泛共情的民间故事，往往有数量庞大的现实基础做支撑。由此可见秦国徭役的严厉苛刻。

用当代流行的话说叫PUA。

现代人遭受PUA一般是人对人、点对点。而商君书中提出的方案，是由巨大的国家机器对人进行无差别的系统性PUA。

睡虎地出土的秦简规定，农民在耕地时，眼睛不能乱看，耳朵不能乱听，嘴巴不能乱说，类似蒙着眼睛拉墨的驴，把人看作牲畜一般，甚至可能还比不上。若是农户家养的牛比较消瘦，人就要受刑，轻则皮开肉绽，重则一命呜呼。

此外，商君书中还提到应该废除一切物质上的享受，音乐、歌舞、装饰品最好全部一禁了之，彻底将人工具化。辱的目的很明确。

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

书中解释，对于百姓，你越侮辱他，他就越看重权力；你越让他弱小，他就越尊重官员；你越让他贫困，他就越看重奖赏。古人只能在上位者面前摇尾乞怜，对其羡慕嫉妒，又会因为自己未能跻身这一体系而且怜且怨。

如此看来，商君书提出的观点与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价值观完全背道而驰，这些举措极大的压缩了人的生存空间，限制了人的能力，把普通人定性为比牲畜还要低贱的”燃料“，人形”干电池“。

驭民五术的扩展

驭民五术的思想，在部分国人头脑中还留有影子，可以用”恩情论”的思想予以解释，恩情论的逻辑很简单，举个例子：

一个人在岸边待得好好的，你一脚把他踹到水里去，水里的人对你大声呼救，祈求你伸出援手，然后你把他救上岸来。从此以后，你便对此有恩，被救者需要对施救者感恩，百依百顺，沦为人格上的附庸。

在当代职场和家庭中，仍处处可见“恩情论”的身影。

职场

工作中很常见的满勤奖、绩效工资、甚至是年终奖，实际上就是把一笔应该给你的钱扣下来，再通过额外奖励的方式赏赐给你，达到让你不敢请假、不敢犯错、不敢松懈的目的。举个例子，国内很多制度成熟的大公司在使用的绩效管理，每个月按照工作表现给你打分评级，评价为S的优秀员工发放2000的奖金，评价为C的员工扣工资（拆东墙补西墙），并且连续两月评价打C的员工将被开除“优化”。由于人性贪婪、欲望无止境，得到现有的工资久而久之就会想着再涨工资、获得更多，而当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不被开除、或者绩效奖金时，就渐渐淡忘了自己涨工资的需求，从而节省了企业的固定开支成本。

家庭

在家庭中，恩情论更为常见一些。父母喜欢把“我含辛茹苦把你养大，你怎么不听我话，还有吃我的用我的，为什么要顶嘴”之类的言论挂在嘴边。而事实上，父母未经孩子允许，就将他带到这个冰冷残酷的世界上。养育就像把人推入水中在救上来一样，是义务和责任，而非恩惠或施舍。更神奇的是，如果父母抱着履行责任的心去养育孩子，孩子往往能健康成长，并且感恩父母，而父母抱着施舍恩情的态度去教育子女，那子女的结局往往是盼着老东西抱金币。

统治

同理，商君书中的理论就是把所有人都推下水，再通过把个别人打捞上岸的方式，让没上岸的人三求四拜的请你高抬贵手拉一把，时间一久，那些还在水里的人已经忘记在岸上是什么感觉了，仿佛他们生来就在水里泡着一般。对于这些人，只需要维持住他们不被水完全淹没的状态，他们就会知足，再也不会幻想能够回到岸上，而上面宽阔的空间便可以有你一人或者一小撮人独享。

PUA

先抽一鞭子、再给一个糖的行为非常实用。

在人际关系中的例子，PUA（搭讪艺术）中最常用的情绪拉扯技术：即为你制造一个情绪痛点，然后再满足你的痛点，从而使被PUA着在情绪上对你产生好感、包括喜欢或感恩的情绪。就有点儿类似于“不打不相识”，让你们相见恨晚的方式来拉与对方的距离。

在营销中，常见一种模式：“为你创造需求，然后再满足你的需求”。就像华尔街之狼里面有一段卖钢笔给陌生人的故事，关键点不是怎么夸奖这支笔，而是为客户创造需求：“可以请你帮我签个名吗？”

封建制度的架构设计

商鞅在当时是一名优秀的架构师，他认为真正强大的组织架构应该是这样:

统治者不讲情面，专用法律，然后让奸诈的人掌管大权，而奸诈的人会徇私枉法，所以人民会受到压迫，人民受到压迫就会越来越弱小。

帝王需培养奸臣，前期仰赖他剥削百姓；稳定民心；后期杀奸臣、立威信，同时充盈国库。

如何理解“让奸诈的人掌管大权”，这里不做过多讨论：人性不分善恶，只有立场与利益，皇帝为了稳固权利，会把不同的权利好处，分给不同立场的人，从而相互制衡。各个朝代的官场其实就是一届届的斗地主联赛，风水轮流转，这一届轮到某个派系当地主了，那他就是所谓的“奸诈的人”。

另一方面，”执掌大权“又是一个不断激发欲望的猛烈毒药，拥有权力就能拥有一切。因此对于个体官员来说，为了满足自己无止境的欲望，不得不向上管理，最终让自己为一个”让上层离不开的工具”，这种趋势又会不断助推中央集权，从而稳固统治，这就是封建统治架构的设计巧妙之处。

封建制度对发展的限制

历代封建王朝把《商君书》奉为圭臬，用了2000年都不肯扔，原因在于此方法论实施的成本低，“可以让你更好”或“可以让你更糟”，都是有效的管理办法。前者的成本要比后者高得多，并且会越来越高，因为人的需求是无止境的。

“可以让你更好” 的管理方式的投入永无止境，早晚会把自己玩崩，并且现代与古代的生产力天差地别。管理者不可能有多余的资源去考虑其他方案，只能把”我不能让你更好，但我能让你更糟”这项技能练得炉火纯青。

当然，低成本的代价是低质量。驭民五术的管理方式，打击了人在生存之外的需求和主观能动性，从而在客观上遏制了生产力的提升。

比如因为普通人想穿更精致美观的服装，于是纺织业蓬勃发展，纺织业发展促使蒸汽机诞生，蒸汽机改良后被运用到火车、轮船上，提高运输能力，人们能去的地方更多了，便产生更多的需求，更多的机械技术也由此不断问世。这个过程被后世成为工业革命，而这一切仅源于普通人也想穿的好看点。

这个过程即使在今天也在不断发生着，当初为了游戏玩家研发的独立显卡成为了开发人工智能的核心工具。

科技发展永远以人为本，这一切的前提是人要有需求。封建上位者把人的需求抹除了，科技自然没根，同时他们在主观上也完全不希望科技进步。

唐宋时期，科举考试还有医学、天文、算术等科目，到了明清时期，科举考试便被严格限制在四书五经上，超纲一句都不行，因为科技发展带来的生产力进步与封建王朝落后的管理水平之间的矛盾，是他们脆弱肩膀上的无法承受之重，所以任何发展的苗头都会被绳之以法。正如站在岸上的人不允许在水里的人自己学会造救生衣。

商君书对于普通人的启发

在我们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不同类型的人——士、农、工、商。这些人分别承担不同的角色：士是分配资源的决策者，农是生产原材料的人，工匠是制作产品的工人，而商人则负责商品的流通与销售。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种最恶劣的机制，便是资源分配的不公——分面包的人优先分面包，而普通百姓往往只能得到剩余的部分，甚至被迫感恩戴德。

这种不公平的机制背后，隐藏着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历史悠久的儒家文化长期塑造了社会结构，强调尊卑有别、主子与奴才的关系。令人悲哀的是，许多普通人并不想推翻这种不公的体制，而是期望有朝一日能变成主子，去奴役他人。这种文化观念深深根植于人们心中，成为了统治阶级维护其利益的工具。

与此同时，社会中的信息流动也被严格控制和分层传递。上层社会通过董事会获取最直接的信息，而下层社会则只能接触到经过筛选的、经过“加工”的信息。基层群众接收到的，大多是经过多重筛选和加工的信息“残渣”。这不仅使得普通百姓做出决策时，信息本身就存在偏差，甚至是错误的。

在这种信息不对等的环境下，很多人做出的决策注定会走错路，因为他们并未接触到最真实、最准确的信息。甚至，很多所谓的“真实”信息都是被精心设计过的虚假信息，使得人们处于一个被操控的局面中。这种不平等的信息分配，正是维持现有不公制度的又一重要手段。

教育与认知的局限性

文化并不总是代表着文明，很多文化传统并不代表进步。

例如，中国的殉葬文化、缠足习俗，甚至一些极端的宗教习俗，都可以说是文化的一部分，但显然它们并不代表文明。文化本身只是一个工具，它可能被用来巩固某一阶层的利益。我们可以通过历史的视角来看待文化，不仅要站在中国的角度看中国历史，还要从全球视野出发，审视各国的历史与文化。这样，我们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到，某些文化的传统可能不仅仅是历史的延续，更是某些群体利益的体现。

在信息受控的背景下，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每个人所接收到的教育内容、信息，实际上是经过筛选的、带有特定意图的。教育并不总是为了提升人的认知和能力，它有时只不过是为了塑造我们的思想，使我们服从某些既定的利益规则。

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我们所学习的、接收到的信息是否真正符合我们的利益？这背后是否存在某种不为人知的动机？

正如许多人在社会中看到的那样，“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传统美德，常常只是表面上的口号。在实际的社会运行中，背后隐藏的则是利益的驱动。各个利益团体通过巧妙的文化设计和规则分配，让普通百姓心悦诚服地接受自己的命运。